曾经,西方在伊斯兰找到了专属的个人天堂⋯⋯

2020-07-16 浏览(3306) 评论(98) 当前位置:主页 > 慢生活 >曾经,西方在伊斯兰找到了专属的个人天堂⋯⋯

曾经,西方在伊斯兰找到了专属的个人天堂⋯⋯

对父亲而言,带着妻小到海外住几年,可慰藉他对美国社会长期的不满和他的忧郁症。他在密苏里州当法律系教授,可是觉得在陌生国度更适得其所,若那些地方有他心目中文明社会必备的「葡萄、甜瓜和橄榄树」时,更是如此。因此我的童年分别在圣路易郊区和穆斯林世界的几个城市轮流度过。不消说,这份外派列表——德黑兰、德里、喀布尔和开罗——非常启人疑窦。妈妈的家族认为我爸是个中情局探员,狡猾伪装成个性古怪的大学教授。他不是中情局的人。他把我们带到国外比较是出于审美和情感因素,而非职业考量。

我们家最接近信仰体系的东西,是对旅行疗癒力的坚信不移,因此宗教文本在我的养成教育中不具一席之地。我有个背弃信仰的贵格会教徒父亲,以及把信念储存在贝果和对〈陀螺之歌〉(dreidel song)模糊记忆之中的犹太血统母亲,身为他们的女儿,我在成长期间不曾读过任何宗教圣典。我们家是世俗家庭,艺廊与公园是我们的教堂,怀疑是我们的预设立场。我的双亲都是教授,不太在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或许曾帮助我们的祖先,他们拖着沉重脚步走在东欧犹太小镇(shtetl)、在北美大平原上的公地(homestead)奋力求生,不过对我那双拥有高等教育文凭和爵士乐手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黑胶唱片的父母却不然。他们相信,超验(Transcendence)存在提香(Titian)的画作或夕阳里,而非神圣典籍或圣人。我唯一的宗教训练是偶尔在週日拜访伦理学会(Ethical Society),我们在这个人文主义者集会所,彩绘世界各地的孩童的图画,欢唱关于简朴恩赐的歌曲。

当母亲露出犹太教的一面,是以文化而非宗教信仰的形式展现,而且一定和她的童年记忆有关,譬如鞍部鞋(saddle shoes)或吊带。若她碰巧记得,我们会在逾越节藏无酵饼(matzo),在光明节点亮犹太教灯台。偶尔她冷不防冒出几句从立陶宛祖母那儿学来、记不太清楚的意第绪语:贬斥电影《爱的故事》为「没格调」(schlock),在我和弟弟打闹时,称我是个「野孩子」(vilde chaya)。即便如此,我确实依稀自觉是个犹太人,虽然我所谓的犹太人自觉,充其量是一种特殊的城市世界主义,由黑色讽刺和订阅《纽约客》杂誌所组成。极度节俭是父亲贵格会文化传统的唯一遗迹,还有关于成天「汝」来「尔」去惯用古英语的姑婆们的故事,以及隐约觉得参加贵格聚会或许不错,前提是改天有机会的话。「我乐意信教。」父亲会边说边张开双臂,彷彿等待某个神祗降临他的怀抱。神祇不曾真的来过。

父亲用旅行和旅途中购买的手工艺品,填满宗教可能进驻的闲置空间。在圣路易家里,我们和斑驳镀金佛像、印度迷你画以及成堆东方地毯一起生活——这是父亲用来阻挡密苏里州入侵的防御工事。对他而言,圣路易是邻居要相互点头致意的城市,是人们秉着阴森沉默加油的城市,是在冬寒中蜷缩长途步行的城市。可是为了养家,他勉强接受一份工作,在那里教法律。他发现,只要夏天能到欧洲旅行,然后每隔几年申请研究奖学金或无薪休假到海外住一阵子,这份工作是可以忍受的。

七〇年代初期,他首次在伊朗发现伊斯兰文化的强效抗忧郁成分。缓慢的日常节奏,中间穿插几杯茶与礼拜时间,对他起了抚慰作用。中东的市集(bazaar)文化以不着边际的闲话家常缓冲交易的争锋相对,让他觉得比购物中心自然,也比较有人情味。他第一次感到自在。倚着伊斯法罕式清真寺的墙面蹲坐,或在市场与人辩论土耳其毯马鞍袋的优点,他不再是《法律评论》交际场合上的壁花。对不曾与直系亲属以外团体产生连结的男人而言,西亚给他一种归属感。就连幼小的我亦看出穿梭于不同文化令他判若两人:跨文化超越价值观,成为一种生存策略。

我本身对伊斯兰社会最初的认识是全然感官的,全是关于表象质感的观察。以棕糖色沙漠为背景的绿松石色清真寺圆顶。太阳光下羊毛地毯散发灰尘和肉味。伊朗妇女一派优雅地以牙齿紧咬罩袍(从头到脚的连身伊朗式罩布)的边缘,以便腾出双手抱婴儿或提购物袋。

小时候的我为了把陌生环境变得熟悉,曾粗拙地尝试跨文化理解。五岁时,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伊朗女士」——一个美国孩子玩德黑兰版的扮家家酒——我把自己包进童装伊朗罩袍,扮演伊朗女士。六年后,住在喀布尔,我幻想能有一间摊贩,或许隐藏在市集的角落深处,贩售美味泡泡糖(Bubble Yum)、博纳贝尔润唇膏(Bonne Bell Lip Smackers)和Levi’s牛仔裤,那是十一岁的我最渴望从美国得到的几件物品。我脑海中的区域地图,依照微不足道且高度个人化的比例尺所绘製。开伯尔山口是美国青少年前往伊斯兰玛巴德看国务院牙齿矫正科的路。白沙瓦(Peshawar)有一间提供美味饺子的中国餐馆,还有一个黄金市集,客人可以试戴缀有红宝石和绿宝石的皇冠头饰。

住在喀布尔,我不是唯一以短浅目光想像这个区域的人:一九七〇年代期间,若西方人曾认真考虑怎幺处置阿富汗,那便是把它当作寻刺激之人与古怪孤僻之人的异国游乐场。嬉皮为寻找比德里或果阿品质更好的大麻膏而来。牛津剑桥古典学者在乡间四处搜索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留下的古文物。父亲到阿富汗寻找卡什加地毯(Kashgai rugs)、香甜的布哈拉甜瓜,以及和圣路易大学法学院教员休息室最遥远的距离。

儘管热爱伊朗与阿富汗,父亲对伊斯兰文化的观点是东方主义式的,而非身历其境的,更着重美学欣赏,胜过承认一个现存的传统。在他寄回家的信件中,信仰似乎不过是华丽清真寺与圣殿、孔雀蓝磁砖和礼拜跪毯的源头。我们徘徊在社会的边缘,虽然住在当地,却对中东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浑然未觉。我们从德黑兰家的阳台观看穆哈兰姆月(Muharram)游行,男人用鞭子或铁鍊鞭笞自己,唱着〈胡笙啊〉(Yo, Hussein),哀悼先知在卡尔巴拉战役(Battle of Karbala)中死去的孙子。我父母完全不知道,将眼前游行的能量套到对波斯国王政权的憎恨上,竟强大到足以拖动一场革命。他们也没料到伊斯兰会成为阿富汗战士对抗苏联军队的强大工具。抑或提供埃及人宣洩对独裁统治者不满的框架。

一九七九年之前,伊斯兰已退缩至私人领域,起码当时的西方公众意见这幺认为。中东的未来属于世俗的现代推动者,像巴勒维国王或萨达姆.海珊(Saddam Hussein),他们是可靠的人,会向我们购买坦克和飞机,会建造道路和水坝,就算不推动民主,起码注重国土保安。一九七七年的元旦前夕,吉米.卡特总统(Jimmy Carter)曾向巴勒维国王祝酒,称伊朗是动乱区域的「安定之岛」。西化和世俗化才有前途。伊斯兰是乡村妇女的消遣,或在蹲伏在清真寺庭院凋零老者的寄託。

事后我们才发现那个想像多幺狭隘。一九七九年的冬天,新闻全是严肃妇女穿黑色伊朗罩袍在德黑兰街头游行的照片。鬍鬚蓬乱的男人呵斥「洋基佬,滚回去」。同年冬季还出现另一个画面,同样令人震惊:国王和他的妻子法拉赫皇后,披着毛皮,站在德黑兰机场的柏油跑道,準备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度假」,然后就一去不回了。两週后,一架法国航空的飞机载着脸庞瘦长锋利的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回家,受到民众欣喜若狂的欢迎。

当我们住在德黑兰的时候,国王就像一个凡间的上帝,拥有孔雀王座和美若天仙的皇后。皇后的加冕皇冠比我在所有童话书上看到的都还要大。对我而言,国王彷彿全能全知,冷峻深邃的双眼,从商店与银行的壁挂肖像画凝视向外。不过,一九七九年我们住在埃及时,沙达特总统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那年他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两年后,我仔细打量着《时代》杂誌刊载的图片,一座阅兵台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一名总统遭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刺杀。

即便当时,我对我们的无知略感羞愧--我们和栖居之社会的疏离简直逼近道德失败。

「你怎能不知道?」我秉着满腔青春期自以为是的正义感质问道。那是我们回到圣路易后,我和爸妈当时正在看六点整点新闻的伊朗人质危机新闻影片。新闻画面中,多名美国外交官,手被綑绑,矇着眼罩,被带到美国大使馆户外列队展示。我曾经很爱那个大使馆,因为馆内的餐厅有亨氏(Heinz)番茄酱和糖包。

我以责备的眼神瞪着我的父母。「发生这幺多事,我们人就在那,但完全不知情?」

「我们知道檯面下有些腐败的事,」母亲和婉地回答,「那些房子,还有现金,还有招牌。但你感觉得到那全是虚有其表,在美丽门面的背后,一切都糟糕透了。」

我们住在伊朗的日子,外界谣传国王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的局长,是父亲司法正义课堂上的学生。国王的影子甚至笼罩母亲的莎士比亚课。讲授描述暴君权力动摇的剧作《李尔王》(King Lear)是尤其棘手的任务。无论母亲怎幺尝试,她的伊朗学生始终不解寇蒂莉亚(Cordelia)不愿顺着父亲李尔王之意加以奉承的原因。这些忠于「万王之王、雅利安人之光」、继承数世纪恭敬顺从的国王的子民,在母亲的课堂上总是困惑不已。抑或是,他们听闻校园内有萨瓦克密探的谣言,所以才假装困惑不解。

儘管国王的独裁专政决定了一般伊朗人的生活,多数西方国家仍宛如追星般地仰慕他的政权。我们住在伊朗那年,他举办了一场庆祝波斯君权统治满二千五百年的派对,被何梅尼指称为「恶魔的欢庆」(Devil’s Festival)。派对筹划者造墙隐藏一大片邻近社区,以免国外要人们看了觉得碍眼。一名花艺师从凡尔赛宫搭机前来,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蝎子随处可见的沙漠中耐心照料一座玫瑰园。各国领袖在空调帐篷里饮用拉菲酒庄(Château Lafite-Rothschild)产的一九四五年份的葡萄酒,品嚐烤孔雀。与会宾客的衣着彷彿来自五岁孩子的疯狂幻想:就连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爱犬的项圈都镶有钻石。

波斯波利斯庆典举办前的那几年,来自世俗与宗教背景的政权批评者,均大力反对这类对西式表象的崇拜。许多人遭流放、监禁或被萨瓦克骚扰,但他们的话语在海外流亡圈余音缭绕,并透过禁书流传散播。一九六二年,伊朗作家贾拉勒.阿赫玛德(Jalal Al-e-Ahmad)秘密出版《迷醉西方》(Gharbzadegi)。这是对伊朗菁英执迷于模仿西方的攻击。「一个迷醉西方的人⋯⋯就像飘蕩在空气中的一颗灰尘粒子,或漂浮在水面上的一根稻草,」艾哈迈德写道,「他切断了自己和社会、文化与习俗之精髓的连结。」

认识这个区域的历史更令我看清,我们过去对当时栖居之社会的轻薄无知。个别来看,我们绝对不是「丑陋的美国人」(Ugly Americans)。可是,虽然我的父母学习波斯语且深受伊朗清真寺与地毯的吸引,我意识到,我们其实属于一九七〇年代伊朗经历的美国入侵的一部分。我的母亲与父亲尊重文化,但仍属于五万多名美国人的一员,他们来伊朗提供管线铺设或刑法法典的谘询服务,以及贩售冰箱或导弹——最重要的是,驱策伊朗朝西化之路前进。

因为我们是美国人,当地法律对我们不具约束力。某个寒冷冬夜,我们一家以观光客的身分抵达设拉子(Shiraz),那次我见证了美国人的不可侵犯。在爸妈从计程车卸下行李的同时,他们要我看着两岁大的弟弟。我没有照做,起码看得不够紧,于是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街上,被一辆卡车撞倒。他生命无虞,只是受惊,但意外引来围观人潮,以及一双警察。爸妈向官员保证犯错的绝非卡车驾驶,是他们自己考虑欠周,根本不该把一个学步婴孩留给一个五岁小孩照顾。即便如此,驾驶仍被丢进大牢,就因为我们是美国人。伊朗国王和华府签了一份协议,美国人称为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Treaty),伊朗人称为投降条约(Capitulation Treaty),让美国人在伊朗领土享有豁免权。父亲后来整晚在警局度过,恳请他们释放驾驶。

约莫二十年后,因为牛津的波斯语教授要我们翻译何梅尼众多讲道内容的其中一篇,我才第一次忆起这个曾发生的事件。一九六四年,地位协定刚生效,正是这篇演讲内容使何梅尼从伊朗被驱逐出境,直到国王倒台。「一个人撞死美国人的狗,他会被起诉,」何梅尼指出,「但美国厨师辗过一国元首的国王,没人有权利妨碍他。」

其他阅读材料为我的记忆增添令人不安的新意涵。大学时期的我,和一九八〇年代数百万其他学生一样,一头栽进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着作。他指出,千百年来,西方的东方观点向来都是与现实不符的幻想——和西方恐惧与帝国主义的关联,多过和东方社会本身的关联。在萨依德看来,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描摹肤浅空洞,是欧洲殖民强权在政经方面实际控制亚洲与非洲人民的一种延伸展现。研究英属印度历史,我从到孟加拉制订英国法律的沙希布(sahib),抑或在旁遮普(Punjab)再现威尔特郡(Wiltshire)花园的曼沙希布(memsahib),可约略看见我双亲的轮廓。父亲拿华府帮助编纂阿富汗宪法的补助金,和前朝帝国没有瓜葛。儘管如此,他和其他许多美国人出现在喀布尔,暗示苏联和美国在阿富汗国内进行漫无目的的「新大博弈」(Great Game)。在俄罗斯人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入侵之前,这场竞赛以争锋相对的发展计画形式展开。苏联盖喀布尔的机场;美国人提供它的通讯和电子设备。苏联从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开凿出萨朗山口(Salang Pass);美国人在赫尔曼德河(Helmand)开挖大坝。

在喀布尔当美国小孩可谓加倍地天真:高耸的院落围墙,只收西方人的俱乐部,还有美国国防部军营超市保护一支来自阿富汗社会的帝国派遣队。在很多方面,我的喀布尔生活比在圣路易时更有美国味。我们用Betamax看《星际大战》,打网球,住在一幢两层楼高附庭院的大房,还养了一只狗。「如果瞇着眼睛看,」母亲写道,「就像南加州的分层(split-level)式建筑!」

我们和多数英属印度的英国沙希布一样,与当地人交情浅薄。我们喜欢我们的僕人,和偶尔来家中共进晚宴的最高法院法官与司法部官员交际寒暄。但说也奇怪,我对那里生活的记忆,缺乏与阿富汗人的真实友谊,甚至不曾和阿富汗人多讲几句话。父亲波斯语讲得不错,而且週末经常和地毯商人在一起,是我们家四人中最亲近阿富汗文化的人。日后,他说喀布尔岁月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

某种程度上,他是沉溺在伊斯兰世界独特且自给自足的东方主义幻想的最后世代。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西方人还勉强能说服自己相信伊斯兰远在天边,诚如他们自一〇九五年起所相相信的,也就是当十字军乘着马匹去抢夺由萨拉森人(Saracen)控制的耶路撒冷。直到一九七九年之前,一个人可能在东方的大麻酒馆或苏非主义者集会处,找到属于自己的个人天堂,抑或打造一个建造水坝、道路、刑罚制度的事业。

今天,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距离已彻底消失:密尔瓦基(Milwaukee)众多母亲担心着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步行巡逻。坎达哈(Kandahar)是家喻户晓的地名,喀布尔则是各国元首和将军们例行性的公关拜访停靠站。移民,加上战争,模糊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世界的分界。父亲生活的年代无疑已有穆斯林住在西方,而且数百年前已是如此。但直到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来自前欧洲殖民地的移民开始在西方安家落户,人们才觉得伊斯兰将成为一股永久势力。独裁统治和战争造成的难民,在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加入外来移民的行列。巴黎与皮奥里亚(Peoria)、柏林与洛杉矶,迎来在革命中选错边的伊朗人;遭到海珊迫害的伊拉克人;想逃出穆安玛尔.格达费(Muammar Ghaddafi)特勤组织魔掌的利比亚人;还有逃离内战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富汗人、索马利亚人与苏丹人。他们养儿育女、建造清真寺、开始游说并在他们的新国家投票。他们为两个貌似迥异的时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搭起衔接的桥樑。